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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行业人物] 李文俊、张佩芬:译书之余玩古董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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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[LV.10]译术家III

    发表于 2014-4-19 11:47 | 显示全部楼层 |阅读模式
    译书之余玩古董

    2013年07月15日 11:49
    作者:外滩画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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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李文俊、张佩芬,一个是福克纳专家,一个是黑塞专家。
    从潘家园地铁站下来,穿过热闹的街市,就到了华威西里小区翻译家李文俊、张佩芬夫妇的住处。推开门,面前是一长条用来写毛笔字的书桌,延伸到墙边,靠墙立着一个博古架,上面摆满古旧的瓶瓶罐罐、石头雕塑。架子上方挂着从琉璃厂买的拓片,郑板桥的“静轩”二字,裱在紫檀框里。穿过玄关进到客厅,发现书架上也摆满了古董。这是一个充满了潘家园特色的家。
    “年轻的时候当然喜欢看书,没什么特别的藏书,有用的书买一点,没用的也买一点。”李文俊穿着一身西服来迎接,出生在上海的他现在说话还带着浓浓的上海腔,说着说着干脆用起了上海话( 后来才发现,张佩芬也很爱说上海话,虽然来京几十年了,恐怕他们在家里很多时候还会用上海话对话):“现在眼睛不好了,书不能看太多,就看看古董瓷器。”前两年家里的书放不下,他便叫中国书店来收,有一套买的时候以为是乾隆年间的线装书,被认定为道光年间重印的版本,卖了五千多块钱。有一次李文俊在书店看到一套很破旧的《鲁迅全集》,卖1 万块,他自己有一套品相更好的,不过还没想过卖,他的原则是“放得下就不处理”。
    喜欢上古董以后,李文俊夫妇把家搬到了潘家园对面。书房摆满了古旧的瓶瓶罐罐、石头雕塑。架子上方挂着从琉璃厂买的拓片,郑板桥的“静轩”二字,裱在紫檀框里。
    喜欢上古董以后,李文俊主要买两种书,一种是古董鉴定的书,一种是外国现代文学,买后一种主要是出于专业习惯。2000 年以前,李文俊还住在紫竹院,每逢周末,妻子孩子还没起床的时候,他就出门搭上300 路公交车,兜一圈兜到潘家园。“那时候这里还是菜地,很荒的,老鼠在土路上跑来跑去,”李文俊说,“那时候买的好多都是不行的东西,扔了也没人要的,慢慢地门槛就精了。”后来搬到潘家园对面,主要原因也是为了买古董,不过他笑说自己没什么钱,所以专拣别人没发现的便宜宝贝,“一千块以上的我就要考虑考虑了”。他比较得意的宝贝,包括一只雍正款牛血红碗,一对同治年的双耳罐,还有一个乾隆年的蓝釉龙纹水洗。“真假那就很难说了,也许我买的都是假货也说不定,不过我看形式颜色,好东西就算是仿的,比如民国仿清朝的,那也是古董了。”他们家里还有一些师友字画,比如黄永玉、钱钟书的,原先挂出来的,现在舍不得挂,都收好了。张佩芬开玩笑说:“‘文革’的时候是患难之交嘛, ‘文革’之后,凡是打过交道的人,都去‘索要’,刚结束的时候有人问他们要字画,他们很高兴的,后来再去要就不给了。”
    李文俊在客厅向我们展示古董的时候,张佩芬在自己的书房里看报纸。她的房间东西不多,收拾得很整齐。最厉害的一套藏书是德文版的《黑塞全集》。这套书是文革结束后,德国送给外文所的。当时的外文所所长冯至找到张佩芬,说你做了这么多年德语编辑,也做做研究吧,不要辜负了人家送的书。于是张佩芬从1980 年开始搞黑塞的翻译,“一搞搞了20 年,成了国内的黑塞专家,后来这套书就算是送给她了。”目前张佩芬正在为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编译一本黑塞语录:“我说,谁想到退休了还要搞黑塞,李文俊就跟我说,黑塞是你的饭碗!”
    黑塞之于张佩芬,就类似于福克纳之于李文俊。虽然李文俊翻译过的作家的数量比张佩芬多得多,最近出版的《李文俊译文自选集》中就收录了十几个,但他最为人所知的译作,还是福克纳的4 部小说(《喧哗与骚动》、《我弥留之际》、《去吧,摩西》和《押沙龙!押沙龙!》)和1 部随笔集。此外他还写了一本《福克纳评传》。“这辈子搞了六七本福克纳,就把我精力用完了,”李文俊说,“他的其他小说我不翻译了,最近在翻译他的诗。译好了给楚尘出版。”
    当年翻译《押沙龙!押沙龙!》是最辛苦的,有时候一个句子纠缠几天还没译出来。完成之后,李文俊因为劳累过度心脏病发作,幸亏张佩芬及时发现,才把他从鬼门关拉了回来。按他自己的说法,现在“药是一把一把地吃”,“不过还行,还能自己把古董拎回来。”
    美共作家法斯特的《最后的边疆》是李文俊翻译生涯的起点。
    B=《外滩画报》 L=李文俊Z=张佩芬
    B :李老师在翻译福克纳的什么诗?
    L :福克纳早期是写诗的,后来他说“我是个失败的诗人”,改写小说了。但是他诗歌是用过一些功的,也有点灵气,主要是情诗。我在他好几本诗集里选一些译,一本是他写给老婆的Vision in Spring, 《春时幻景》,还有一本叫《绿枝》,里面有一首叫《我的墓志铭》,在他葬礼时朗诵的。资料已经找齐了。
    B :除了已经翻译过来的这些,你觉得福克纳还有什么好作品?
    L :《小镇三部曲》、《坟墓里的旗帜》,如果要了解他的创作,这两部是应该译的,但不是特别精彩。我是不会译的了,该做的事情也做完了,82 岁都过了,死而无憾了。
    B :福克纳是你最喜欢的作家吗?
    L :也不能说是最喜欢的,但是是最重要的。现在回头去看,20 世纪最重要的美国作家就是福克纳,海明威名声一点点掉下去了。福克纳的重要在于他对历史做了反省,反省对人类来说是很重要的。
    B :你是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的,后来怎么去搞翻译了?
    L :因为父亲是在洋行里做的,小时候就用原本小说辅导我英文,比如梅特林克的《青鸟》之类的,从此喜欢上外国文学。抗战胜利之后美国的势力在上海比较强大,报亭里都卖美国杂志,我和几个喜欢文学和英语的同学就找点材料翻译一下,投到晚报去。中学的时候我另外两个同学合译了美共作家法斯特的《最后的边疆》,投到新文艺出版社,没想到被采用了。1952 年出版的,一人拿到两三百稿费,当时我还在大学念书,就此走上翻译道路。在新闻系念了一年,发现和想象的不一样,报纸没什么搞头,就副刊还有点花样。所以从二年级开始,除了新闻系的必修课之外,我选的都是外文系的课。
    B :张老师选德语系是本来的意愿吗?
    Z :也不是,我本来报的是外文系,我以为是英语,后来不知道怎么回事面试我的是德语系的老师,结果分配到德语。我爸爸说德文蛮好的,德国工业发达。我现在想想也蛮好的,因为学德文的人少,总算也给我发挥了一下作用,我想要是学英语的话大概已经被淘汰了。
    李文俊本着“放得下就不处理”的原则处理过一些书,这套《鲁迅全集》还没想过卖。
    B :你翻译迪伦·马特的侦探小说是什么时候?
    L :迪伦·马特还是我先发现的,我‘文革’前看过英文版的《抛锚》,觉得很好。
    Z :我翻他是在黑塞之前。‘文革’之后大家都喜欢泡图书馆,我和李文俊都是志愿者,在图书馆里整理书。看到迪伦·马特,觉得他的侦探小说超过经典小说,我很喜欢,就业余译了几篇,《外国文艺》就发表了。我觉得我翻译侦探小说,冯至可能不大高兴,觉得不严肃。后来之所以搞黑塞,也和冯至的学术观念有关。
    L :冯至当年还给胡乔木写信批判《译林》,因为他们第一期登了《东方快车谋杀案》,他就写信说,开国以来从来没有过,怎么开篇就登侦探小说。这事情不漂亮,你有意见可以直接和《译林》说嘛,后来他自己也说这事做得不好。
    B :二位都在《译文》杂志工作过,都是毕业之后就分配去的吗?
    Z :我是毕业之后就去的,当时《译文》创刊不久,我去的时候是第3 期。他们需要德语编辑,我就去了。
    L :我是先分配到作家协会。当时新闻系的同学,除了有门路的人留在上海的报馆,其他人都去北京了。去了先到中宣部的培训班接受8 个月的马列主义、中国革命史教育。完了之后大概看我翻译过两本书,就把我分配到《人民文学》小说组编刊物,和张兆和同事过。不久《译文》就创刊了,我是唯一的团员,叫我去发挥团员作用。我不知道怎么发挥团员作用,但是这个机会也挺好,可以和许多大翻译家联系,朱光潜、冯至、傅雷、周作人、丽尼这些人,有些见过面,有些通过信。这样一来我的眼界就比较高,也有好处,没有井底之蛙的毛病,知道有学问的人有得是。还从老编辑那里学到了宽容,可改可不改的地方,就不改了,保留译者的风格。还通过一整套编辑工作的训练,学会了不怕繁杂。
    B :李老师最近除了那本自选集,还有什么作品出版吗?
    L :近几年比较得意的是主编了《外国文学插图精鉴》,其中收集了很多国外出版时的插图,在外国文学插图方面,我想没有比这个更好了。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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